阿里联手品牌方成立打假联盟 打假成效日益彰显

阿里联手品牌方成立打假联盟 打假成效日益彰显_零售_电商报

家族式造假

诚黎的手机上至少有五个不同类别的扫码APP,功能却出奇地一致——查核商品真伪。他无法抗拒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拿到手里的物品,不自觉地都会去验一遍。

诚黎36岁,但在打假领域已是不折不扣的专家。

他的工作日常是前往全国各地,与所属商品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进行沟通、并提供线索配合当地警方打击线下制假窝点——这需要具备极高的专业度和充沛精力。仅2017年,诚黎所乘航班的总计飞行距离达14.4万公里,航旅软件提醒他,“折算成长度可绕地球三圈半。”

在公安系统工作13年后,诚黎于两年前投身阿里巴巴的“打假特战队”。从莆田假鞋案到南京假酒案,再到LV跨国售假案,诚黎的团队已多次交出漂亮的打假成绩单。

事实上,假货涉案金额的高低早已不是诚黎最关心的部分。一个细节让他感触颇深:这些年里接触的制假者,无论是作坊老板还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极少有人认为造假是一件可耻的恶事。

“他们觉得这只是一桩生意,只是这种生意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诚黎对这种无知感到惊讶。他还记得三年前参与的一桩卡地亚首饰的打假案,在被起获的五金件工厂里,几乎所有员工之间都是亲戚关系,“没人觉得做这件事是错的,很多都是家族式犯罪。”

除此之外,诚黎还观察到,这些年里制假售假者的手法也进化得更为隐蔽和精诡。总体而言,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假货源头从线上转移到线下、从公域转向私域;流程上多为订单式生产、产业链切割分工,大型订单的人工开始向更为便宜的东南亚转移;假货的销售渠道甚至也延伸至海外。

以南京那场假酒案为例,制假者已是二次作案。有了此前被查的经验,这次他将销售点放在湖北,仓储则设在南京。为了避开刑事责任的红线,南京7个仓库的存货,都被“精准”控制在单个5万块钱以下。

诚黎现在的工作,大多在幕后配合警方执法,但也不排除需要到一线窝点协助案件。这支懂技术、能协查的特殊队伍,负责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线索,并配合各地执法机关进行线下打击。有朋友劝他,这份工作有危险,“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在实际工作中,诚黎与“打假特战队”的同事们也大多以化名现身,这个不到30人的团队吸纳了一众前警法人员、前海关人员、法学研究生、技术人员。其中,六分之一为女性。 诚黎坦言,“工作中受伤倒不存在,就是怕打击报复,这也是我们不用真名的原因。”

打假合伙人

打假并非紧靠平台和品牌的一己之力。在阿里打假的伙伴中,便有许多来自品牌方的“打假合伙人”共同助力。

虽然已经年过花甲,玄慈依然在各地奔波,没有退休。玄慈不是法号,也不是艺名,她的真实身份是Louis Vuitton(下文简称“LV”)大中华区及蒙古国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总监。

专业打假,玄慈已经干了23年。她见证了打假从最初行政部门参与执法为主,到现在多方合作、技术赋能的发展历程。最近几年,警方、LV和阿里巴巴三方合力,破获了多个制假售假的大案,玄慈也越发感觉到,打假早已不是哪一个机构自己的事了。

算起来,在中国的“打假界”,玄慈可以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早在1995年,在香港做了19年警察的玄慈就决定离开警队,选择了一家公司从事打假工作。彼时,《产品质量法》已经出台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完善,但对造假售假的执法层面却仍不健全。

“那时候打假要比现在难得多。”玄慈说,在从业之初的那几年,针对制假售假的执法主要由工商、质检等部门执行,手段也大多是行政处罚,震慑作用有限。直到1999年,玄慈才有机会和自己曾经的同行合作,与义乌警方一起办了她经手的第一个刑事案件。

2006年,玄慈进入LV公司,依旧从事打假方面的工作,考虑到安全因素,她举家迁徙到了一个内陆城市。玄慈说,她并不太担心自己的安危,家人的平安是最重要的事。

8月15日一大早,她从外地赶到杭州,参加阿里举办的“警方、品牌、阿里合作打假经验座谈会”,进入阿里的园区时,系统自动为她分配了玄慈这个花名。她很喜欢这个花名,便决定用起来。玄慈说,自己干的都是砸别人饭碗的活儿,所以要尽量保持低调。很快,座谈会上的桌签也被换成了玄慈这 名字。

其实,玄慈和阿里巴巴的打假团队也是老朋友了。双方的合作始于2011年,当时阿里的打假团队发现有人在网上销售假冒的LV产品,于是便找到玄慈,开启了接下来数年的合作之路。

“一切合作的前提是信任。”玄慈觉得,在互联网时代,虽然假货隔着虚拟世界更加防不胜防,但很多制售假行为也会在网上留下痕迹,过去“单枪匹马”的打假模式很难行得通了。

在玄慈看来,阿里拥有强大的防控系统和技术分析能力、消费者通过平台反馈的产品信息,LV经过长期积累也有很好的案件线索,而执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在三方共同努力下,有些看起来很小的案件,经过深挖,往往能更好的“扩线”,收获更好的效果。

联盟之战

20个月前,一个被命名为AACA的组织在杭州宣布成立。

AACA中文名叫阿里巴巴打假联盟,倡导在平台上保障知识产权,与作为权利人的品牌方共享资源,实现打假领域的合作。3个月后,30家全球品牌作为联盟成员首次集体亮相,并发布《联合公报》,明确提出以“让假货无处藏身”为使命,共建一个全球24小时无时差打假共同体。

确切地说,这个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特别的样本存在。

尽管此前已有QBP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INTA(国际商标协会)等组织在知识产权领域发力。但纯粹由一家互联网科技企业来主动发起,根据联盟不同成员的需求,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联动线上线下共治的组织,ACCA目前算是独一家,由其发布的公报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首份聚焦打假议题的《联合公报》。

故事的开头并非一帆风顺。坦白讲,AACA成立之初,无论是品牌方还是外界都一度对项目抱有质疑和观望。

“当时我们已经跟一些多年合作的权利人进行了充分沟通,在阿里内部也得到公司各个高层的支持,但外界质疑声主要围绕在阿里是不是在作秀?”阿里巴巴集团品牌合作总监付筱林参与了AACA的整个筹建过程,据其回忆“品牌的观望在于,想观察阿里到底会倾注多大的诚意和资源来进行合作。”

彼时,付筱林的团队负责各个品牌与AACA的业务对接及运营,九名核心成员都颇感压力。“在整个运营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去鼓励联盟成员主动参与,发动各自所在行业的议题探讨,这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付筱林说。

数据和事实是打破疑虑最直接的证明。

8月3日,AACA宣布联盟成员达到105位。成员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包括奢侈品、珠宝、服饰、智能设备等12个行业,由微软、苹果、LV等品牌组成的打假实干体。从今年4月1日至9月5日,AACA总计研判了近400条线下涉假线索,向全国执法机关推送其中近200条线索,绞碎214个涉假窝点,抓获620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达28.8亿元。

但对于付筱林和同事来说,她们希望联盟能形成的合力,远不止于打击假货。一些更深层次的考量被视为联盟的内核力量:通过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去挖掘所在行业里潜在的高危知识产权侵犯问题。

一些行业已经先行尝试并取得成果。

譬如,打假联盟里的日化行业正在实行一个名为“颜如玉”的项目:TOP10的日化品牌,与广东省的公安机关建立了信息共享的情报渠道,一旦发现和这些品牌相关的制假售假信息,将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品牌、联盟和警方的三方联动,精准打击售假源头。

事实上,联盟承载着更丰富的角色。目前来看,至少有7个维度的功能可以提供给联盟成员,并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来实现联动。

首先是线上的投诉申诉平台,权利人发现假货可第一时间向平台进行投诉。其次是主动防控,也就是在平台与品牌之间链接起信息的共享机制,形成更立体的画像,这在联盟内部有个生动的名字“鹊桥“。举个例子,假设出现重复侵权者或是高危售假商户,系统将会主动识别开启防护机制。

第三个维度,便是对联盟权利人抽检鉴定的合作。“事实上,阿里会有专项的经费来支持联盟品牌方相关产品的抽检工作。”付筱林透露。剩下的部分,囊括了线下源头打假合作、民事诉讼以及对公众的普及教育上。

那对于联盟成员的身份,是否有所限制?据了解,AACA联盟成员有一套完备的准入退出机制。但门槛并非以商业合作为考量,而是以品牌权利方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愿和投入力度为基础。“比如LV,它在全球任何平台都没有开设电子商务的渠道,在阿里也同样没有开网店,”付筱林说,“联盟还是扎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保护需求,希望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

今年5月,LV联手阿里协助上海警方成功摧毁一个生产销售假冒LV等奢侈品专销国外市场的犯罪链条,跨越4省市共抓捕犯罪嫌疑人29名,现场查获涉假产品11000件,初步估计案值1亿余元。

这不是双方第一次合作协助警方打假。

2017年,阿里与LV联手,助力湖南永州警方斩断一条假LV产销链,端掉4个团伙、7处窝点,抓获10多名制假头目,涉案金额高达两亿余元。

除了协助执法机关打假,今年1月份,AACA还对外宣布打响“合围诉讼打假”第一枪:阿里联合联盟首批成员、法国护肤品牌贝德玛先后将售假者诉至法院。半年的时间过去了,目前包括Burberry、赫基集团和地素时尚在内的十余位联盟成员正在与阿里合作,开展“合围”起诉打击售假者。

天下无假

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投机者——这也是假货毒瘤存在的根源。

过去,品牌遭遇假货侵权,能做的非常有限。在任一平台线上投诉封店后,对方仍旧可以换个马甲重操旧业,甚至仅仅使用被“洗干净”的支付链接就能完成假货交易。

无论是阿里还是其他企业,事实上都无法在短期内彻底根除假货的存在。正如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所说:“知产保护并不是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平台所能独立承担。”

虽然现阶段无法达到完美,但态度先行。早在两年前,马云就曾公开表达过阿里对治理假货的决心:资金预算投入无上限、团队人员编制无上限。

从遵循“通知-删除”原则被动处理假货投诉,到主动运用数据技术识别可疑商品,再到组建打假特战队围剿线下假货源头……2002年至今,阿里巴巴的打假事业已经走到第16个年头。

多年的经验积累伴随着技术和模式上的不断创新,阿里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数据技术为依托,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平台紧密联动的知产保护基础设施。

事实上,商品大脑、假货甄别模型、图像识别算法、语义识别算法、商品知识库、实时拦截体系、生物识人认证、大数据抽检模型、政企数据协同平台。作为技术公司的阿里推出了九大打假“黑科技”。

在此基础上,阿里运用技术搭建平台,提升治理效率。2017年6月,知产快车道的上线,极大地提高了打假效率,让95%的侵权投诉能够在24小时内被处理。

为打击线下假货源头,阿里巴巴成立了打假特战队。在与假货源头斗争的过程中,阿里巴巴逐步意识到,要解决假货问题,仅凭一支打假特战队是不够的,而是要输出打假能力。在这样的思路下,阿里打假联盟、云剑联盟、共享共治课堂相继成立,阿里巴巴走上了联合共建的道路。

连同已经签订过打假合作备忘录的31省行政执法机构、早已成为打假推动力的数据技术,和搭建快速处置知产投诉的“知产快车道”,以及输出打假能力的共治共享课堂等力量,已经交出漂亮成绩单的打假联盟的并流,意味着阿里打假共治系统形成闭环。在这个集合所有相关力量的系统里,各方打假力量既是打假系统闭环的有机组成,又是相互推进关系。

即便如此,想要实现“天下无假”的愿景,在当下看来仍需跨越诸多阻碍。

付筱林和团队在复盘过去一年多以来的细节时,发现了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即使在总体开局不错的局势下,联盟里依然存在头部效应严重集中的现象。具体而言,总值10亿的案子里,20%的品牌权利方贡献了80%的案值,也就意味着更大部分的品牌的参与度存在提升空间。让联盟成员之间联动并受益于线下合作,是付筱林下一个需要攻克的重点。

另一个角色的缺位,或许比上述问题显得更为严峻。

作为市场的买方,消费者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心智树立,不能在一夕之间补全。但对于平台和品牌来说,如果不能在这方面加强力度,那投入再多的资金和资源,预期效果将大打折扣。

“未来,我们将联合品牌在淘宝头条推送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信息,但内容上会更生动有趣,贴近消费者,进行潜移默化的宣导,”付筱林表示,“譬如环球影业的IP小黄人,可能就会以卡通形象的形式来向用户展示所相关的知识产权内容。

本文链接:http://www.dsb.cn/86421.html 来源:财经天下周刊 作者:予文 责任编辑:子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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