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司机骚扰事件或将公开审理
4月27日消息，14位声称自己遭到Uber司机性骚扰或侵犯的女性于本周四致信Uber公司董事会，要求该公司通过她们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的要求。
这些女性在信中描述了她们被司机侵犯、触摸以及强奸的过程。其中一人表示，她乘坐的车辆的司机“在行程期间露出了自己的生殖器，并且进行自慰”。另一位女性表示，自己在车内睡着了，醒来后发现司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我进行口交”。
Uber公司即将迎来一个截止日期，在这个截止日期之间，他们必须在法庭上回应这些女性乘客的指控。这些乘客直接致信该公司由11人组成的董事会，要求他们同意将此案进行公开审理。此前Uber表示希望与这些受害者进行私下仲裁，但是外界认为Uber是在利用这种方法让受害者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禁声。
私下仲裁能避免此事的影响在公众面前扩大化，并且降低后续的法律风险。此前Uber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有乘客遭到了司机的性侵犯后，该公司同样寻求以仲裁的方式处理事件。
受害人给Uber董事会的信中写到：“让我们遭遇的事情不被报道，这种做法剥夺了消费者和潜在投资人的权力，让他们无法知晓我们所遇到的恐怖经历是Uber公司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一部分。”这些受害者通过纽约法律机构Wigdor LLP发起了针对Uber的诉讼。这封信中有12名受害人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两个人签的是“K. B”和“Jane Doe 6。”
本周四，Uber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性骚扰行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会竭尽所能来终止这种暴力行为。”
强制仲裁
这些受害人在心中表示，如今强制仲裁已经成为了#MeToo活动中的打击对象之一。去年12月，微软停止要求其员工必须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性骚扰投诉。代表Uber董事会成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k）的法律机构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上个月表示，他们不再要求其员工签署强制仲裁协议。
来自纽约和华盛顿的立法者不久前通过了一个决定，该决定限制了所谓的保密协议的使用范围，如果员工遭到了性骚扰，他们可以去法庭进行诉讼，而无需接受强制仲裁。目前美国国会也在考虑将这个规定推广到全美。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使用强制仲裁条款。这种条款可以避免受害人联合在一起，对公司发起集体诉讼，从而让企业为了避免出现重大经济损失而被迫更改其做法。而使用强制仲裁条款，受害人必须单独提起指控。被强制仲裁的人通常有权公开谈论他们的遭遇，但是仲裁过程并不公开，判决过程也不公开。
14名受害者在信中称：“秘密仲裁剥夺了女性的权力，让我们无法在陪审团面前讲述自己的遭遇，为Uber提供了一个阴暗处，让他们逃离法律系统、媒体以及公众的审视。”
去年11月，Wigdor代表两名女性发起了对Uber的指控，指责Uber让成千上万名女性处在危险之中，并且指责Uber对利润的追求高过了对安全的追求。当Uber提出进行仲裁之后，Wigdor又在此案中添加了另外7名受害者。目前这些受害者的代表律师为珍妮·克里斯滕森（Jeanne Christensen），她表示还会有另外5名受害者加入进来。
背景调查
克里斯滕森表示：“该公司董事会有义务杜绝这类暴力事件再次发生，他们不能嘴上说自己重视女性的权力，但是同时又要求这类案件必须进行秘密仲裁。”
这些女性状告Uber，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补偿。他们还要求Uber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杜绝类似的事件，例如加强对司机进行的背景调查。
今年4月，Uber表示他们将会司机进行每年一次的背景调查，如果司机有了新的违法记录，他们将会立刻获得通知。但是该公司并没有透露他们的平台上接收到了多少与性骚扰相关的报告。
去年，Uber公司前软件工程师苏珊·福勒（Susan Fowler）写了一封影响力巨大的公开信，讲述了自己在公司遇到的性骚扰事件，这位Uber前员工也不认可Uber强制仲裁的做法。今年三月，福勒在Twitter上写到：“Uber要求被司机侵犯的女性进行仲裁，这种做法剥夺了宪法赋予她们的权力，让她们无法通过法庭寻求正义。这么做是错误的。”
去年12月接替卡兰尼克成为Uber公司CEO的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对福勒的回应是：“我会考虑你的建议——我会仔细考虑的，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
Uber公司的董事会是由多位著名投资人所组成的，包括来自TPG的大卫·特鲁希略（David Trujillo）、来自Benchmark的马特·科勒（Matt Cohler）、前企业高管约翰·塞恩（John Thain）、乌苏拉·伯恩斯（Ursula Burns）、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亚西尔·鲁马亚（Yasir Rumayyan）、女权运动主义者、一家健康公司的CEO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也是Uber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本次案件的受害者律师克里斯滕森在一次访问中表示：“如果她（赫芬顿）认为这些受害者必须要接受强制仲裁，那么她就不能称自己是一位女权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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