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我也需要自己的生活
流量是一把双刃剑
“但是我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我需要一些自己能够思考的时间，我需要自己能阅读的时间，我也需要自己正常的生活。”
前段时间，董宇辉在直播中自嘲，其实自己也挺自私的，会主动和别人隔绝联系。
自2022年6月到现在，他的手机已经开了将近两年的睡眠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管是谁的电话也打不进来。
图源：抖音
身为现在抖音当之无愧的“带货一哥”，董宇辉似乎在流量的双刃剑下陷入了内耗之中。
之前董宇辉在接受专访时曾经谈到，自己常年每天都是三四点、四五点才睡觉，繁忙的直播让他精神高度紧张。
尽管他在直播中谈笑风生、金句频出，但是暖人心扉的鸡汤与励志文案背后，董宇辉所承受的压力日益加剧。
从一个普通老师、到全网爆火的带货主播，这两层带给他无限流量的身份天然具有矛盾性。
一方面，作为多年的老师、大众眼中的读书人，他的身上带有着文人气，出口成章，有着个人独特的坚持、人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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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带货主播，他又必须面对公众的目光，不得不持续产出能够带来迎合大众流量的“小作文”，一言一行都暴露在聚光灯下，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别人议论的焦点。
即使已经爆火将近两年，董宇辉还是处在文人和商人身份的矛盾中，他曾说道“每天奇奇怪怪的热搜没完没了”。
今年二月，与辉同行直播橱窗内包含了女性的内衣内裤，直播时董宇辉一直逃避讲解这两件商品，面对评论区的网友催促，董宇辉几次拒绝讲解。
这件事上了热搜后，引起了网友们的不同评判。有的人说董宇辉是在坚持文人风骨，有自己的底线；有的人说董宇辉带货却不讲解商品，是对工作不负责。
董宇辉直播中知道“董宇辉拒讲女性内衣”一事上了热搜后，愤然说道“明天就把微博注销了去”。
之后，董宇辉删除了自己全部微博。这个行为或许也暗示着这两重身份的博弈到达了矛盾顶端。
从个人到公司，董宇辉压力重重
爆火两年，董宇辉的身上无疑同时承载着鲜花与舆论。
2023年12月5日，东方甄选直播电商平台在其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则关于主播董宇辉的吉林行预热视频，并在评论区置顶了一条关于“小作文”作者身份的解答。
该评论透露，董宇辉在直播中广受好评的经典“小作文”大部分并非由董宇辉本人独立创作，而是出自背后的文案团队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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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粉丝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公司这一举动是在“背刺”董宇辉。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东方甄选的粉丝群体出现了明显分化。由于此次风波，东方甄选短时间内流失了大量粉丝，这对于一个依赖粉丝黏性和口碑传播的直播电商品牌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同时，该事件对资本市场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东方甄选所属公司的股价出现下跌。
“小作文”事件之后，董宇辉告别了东方甄选的直播间，转而开设了自己的独立直播间“与辉同行”。
自1月9日首次亮相以来，短短三个月内，“与辉同行”迅速吸引了超过1700多万的粉丝关注。而首播的效果也很喜人，三个多小时，销售额达1.5亿元，场均人数峰值17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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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董宇辉似乎是与“东方甄选”脱离了直接关联，实质上，“与辉同行”和“东方甄选”的关系依然密切。
董宇辉虽掌舵“与辉同行”的销售策略，自主决定商品取舍，但“与辉同行”本质上乃是“东方甄选”持股的下属公司，完全隶属于“东方甄选”的旗下。
同时，“与辉同行”据传由董宇辉自负盈亏，现在的董宇辉不仅要面对身为头部主播的流量重任，还要承担起整个企业运营的风险与市场检验。
身为一个直播GMV上亿的公司，“与辉同行”实际上的管理者只有董宇辉一人。
一方面，董宇辉拥有了全面把控公司策略的全部权力，而另一方面，所有的管理压力和责任也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而董宇辉作为一个主播，是否能管理好一个承受巨大流量压力的公司，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与辉同行开播这段时间，董宇辉曾无奈坦言：“睁眼就是房租等开销。”
除了公司带来的压力，外界也给予董宇辉重重压力。3月13日，董宇辉和抖音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从董宇辉的言语中透露，抖音对“与辉同行”抱有极高期待，但是董宇辉却觉得这些期待对于刚成立不久的“与辉同行”来说有些过于激进，压力太大。
而之后董宇辉脱离了以往在图书、服饰等熟悉的带货领域，转而带货华为专场等营收更高的3C数码产品领域，这一转变或许是与抖音沟通后做出的战略调整。
在小杨哥逐渐降低直播频率之后，抖音可能是有意想将与辉同行打造为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播IP，来自平台的压力不断推着董宇辉向前走。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这个时代，可能许多人都若有若无被“利益至上”的思想影响着。
网红主播们在享受着资本推动带来的流量和关注度时，往往也会被这种力量左右。
公众的目光既是助力也是枷锁，让他们不得不时刻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地位，接受了资本所带来的流量红利，也必然会被反噬。
能够逃出流量陷阱的少之又少，大部分人都是同时承担着名利与压力。
三只羊创始人小杨哥曾经在直播中坦白道，自己承受的压力太大，即使是去幼儿园开个家长会这样的私人活动都会上热搜。他甚至否认了自己是网红，表示现在只想专心致志地经营好公司。
他的朋友阿国透露过他的现实情况：“他停不下来，公司、集团都在推着他往前走，不能停。”
从今年2月起，小杨哥已经连续两月缺席抖音直播带货排行榜，他开始逐渐淡出以往频繁的直播带货。
而在直播中，小杨哥也提到，自己未来会减少带货直播的频率，必要的时候可能会将账号交给他的徒弟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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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活动的不断扩张，即使是再有影响力的头部主播，最终也只能被流量推着走。
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作为个体的声音在喧嚣中渐被淹没，其角色逐渐演变为流量与IP的象征符号。
尽管曾经拥有高达上亿的流量，小杨哥却选择“急流勇退”，希望转型成为一个“企业家”而不是继续做聚光灯下的“带货主播”。
同样，作为快手头部主播的辛巴也透露出了要减少直播的意向，要沉淀两年去学人工智能。
之前，辛巴在直播中透露，自己的公司四千余人，仅一年工资支出就高达11亿多，加之房租水电费、平台抽成20亿，以及近20亿的税，一年下来相当于白忙一场。
和董宇辉一样，李佳琦也是从一名普通的彩妆销售转型成为了头部主播，流量之下，他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流量的反噬。
“花西子事件”后，李佳琦受到了大批网友的质疑和批判，社交平台充斥着对他的指责和不满，他的声誉也在一夜之间受到了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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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直播的风光背后，主播们无一不在流量、个人发展、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抉择艰难。
互联网的红利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人身上，面对流量的诱惑与压力，如何同时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和个人的独立价值是一个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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