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为什么看不惯马云?
作者 | 吴昕
来源 | 大佬说（dalaosay）
一、宗庆后看不惯马云？
宗庆后为何看不惯马云？
在各大采访节目里，宗庆后不止一次在言语上“针对”马云，曾数次直言：
“马云他很会忽悠的，我知道的的！他一来就告诉我，解决多少人就业，但实际上你把这批零售店的人也弄失业了，难道不一样吗？
“他现在赚的钱也不少，他也是两头赚！”
“我作为人大代表视察阿里巴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经常说颠覆，我说你不要一天到晚说颠覆，你把谁都颠覆掉，你也死掉了。”
2016年，马云在云栖大会上提出了“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和新资源”的五新理论，几个月后，宗庆后就在央视财经论坛上对此反驳：
“除了新技术，其他都是胡说八道！（马云）本身不是（从事）实体经济的，（能）制造什么东西？”
不少人质疑，宗庆后是不是对马云“有意见”，虽然宗庆后曾否认有矛盾的说法，称赞互联网对实体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甚至还让娃哈哈和阿里共同推出了“共享信用厅”服务，但是在记者的采访里，当宗庆后被问及怼马云的看法时，他还是直言不讳道：
“他做他的互联网也好，我做我的实体经济也好，就各走各的路。”
而马云，也曾在浙商大会上说过一句话，被很多人视为这是对宗庆后的“回击”：
“不是技术让你淘汰，是落后思想让你淘汰，是不愿意学习、自以为是让你淘汰。”
不管宗庆后和马云到底有没有矛盾，总之，从这些过往的言语交锋中，我们不难窥见宗庆后对马云的新零售和互联网零售始终保留着自己的意见。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宗庆后看不惯马云？为什么宗庆后反对线上零售？这还得从宗庆后的起家史说起。
二、显赫家世
根据各种采访和书面的资料显示，1945年，宗庆后出生于浙江徐州的一个显赫家庭，他的先祖是南宋的抗金名将宗泽，曾祖父是清王朝的二品大官，祖父是张作霖的财政次长。
到了宗庆后的父亲宗启騄这一代，虽家道中落，但宗启騄仍是那个年代里少有的大学生；
而宗庆后的母亲王树珍也是前清的格格后代，其父是北京的邮政局局长，不可不谓“家世显赫”。
但可惜，生不逢时的宗庆后并没能一直享受父系家世和母族的荫庇。
4岁前，宗庆后锦衣玉食，吃着昂贵的牛肉长大；4岁后，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将红旗插在了总统府上，于是在南京政府邮电局工作的宗启騄失业了，小小的宗庆后随着家人从南京迁到了杭州。
来到杭州后，宗庆后的父亲宗启騄原本打算重起炉灶。他开过学校，办过厂，但是每次都是刚有起色就被人举报，说他祖上都是“旧官僚”，说他曾供职于南京政府，有“政治问题”，动机不纯，最后所有的心血沦为泡影，一家人只能靠王树珍的小学教师工资为生，日渐拮据。
因为家里孩子众多，父母又屡屡被出身问题缠绕，所以提起自己4岁后的“童年时光”，宗庆后总是说，因为弟妹众多，自己又是长子，往往是他照顾别人而不是别人照顾他，所以父母对少时的自己教育“并不多”。而弟弟妹妹们谈起这位“大哥”，也总是说大哥比较安静，闲下来时总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
得益于看书的爱好，成绩优异的宗庆后学生时代过得还算轻松，身为班长的他常常带大家勤工俭学，去校园附近的花圃里拔草，是老师眼里公认的“好学生”，但因为他的出身，老师们总在好学生的末尾再添上一句“可惜了”。
1961年，正值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地都在闹饥荒。这一年，宗庆后刚念完初中，看着家里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主动向父母提出自己不上高中了，改去师范院校读书，当个老师，能早点出来工作。
但梦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正当宗庆后兴冲冲地为自己的未来规划时，一纸通知却让他几近绝望。
通知上规定了进入师范院校的标准，其他的宗庆后都符合，唯有一条让他直接被卡死：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
无奈之下，宗庆后只能出来打工。他干过汽修工，卖过小玩具，最后都因为不赚钱而不了了之。后来，他看到街上卖爆米花的生意不错，又搞了一台爆米花机，走街串巷的卖，竟然也小赚了一笔。
多年之后，回忆起那段卖爆米花的日子，宗庆后不无得意的说：“当时的生意还不错的，尤其是赶上过年过节，生意好得不得了，从一大清早爆到天黑，还有好多人排队等在那里。主要是那时候人们办不到什么年货，只好拿点儿大米爆一下，权当打发年关的零食了。”
三、转折
1963年，舟山马目农场确定了以生产棉花为主，棉粮结合的建场生产方针。当他们正准备举全农场之力大干一场时，却发现农场里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亟需补充。
在上级的支持下，舟山马目农场开始向全国的城市照收闲散劳动力和失学青年，不论家庭成分。
而这股招工之风也吹向了杭州。于是，宗庆后便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转折：他决定放弃波澜不惊卖着爆米花的日子，收拾包袱前往农场工作。
在负责人的带领下，宗庆后来到了这个被描述成天堂一般的农场。只是刚刚来到农场的那一刻，宗庆后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因为这里就是一个鸟不拉屎、荒无人烟的山区！
后来宗庆后才知道，这个农场原先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场，当地人甚至还把这个地方称作舟山的“西伯利亚”，因为这里人迹罕至，生存条件也非常恶劣。
更要命的是，在这里，劳动任务也十分繁重，每天不是挖盐挑盐，就是拉土堆石。回去以后也没有澡洗，睡得床也是又硬又臭，根本就不是人能呆住的地儿。
很多知青都承受不住了，偷偷和家里写信打点关系请求离开；没有关系的，则当了“逃兵”，趁半夜逃到镇上，扒着火车溜回了杭州。
但宗庆后却坚持下来了。一车近千余斤重的泥土，拉一个来回就要往返30里路，别人干一次不愿意干了，宗庆后就干到全部拉完为止；烈日炎炎，宗庆后总是第一个下地摘棉花，背后被汗水浸的发白；下雨挖泥，人整个泡在泥水里，远远看去，宗庆后就像一个“活鬼”……
在同去的知青们的印象里，宗庆后是一个内向的男孩，“他字写得很好，不与人家争也不和人家吵，一心闷头干活。”
谁也没想到，宗庆后这一呆，就呆了15年。
日后提起这段“下乡”生涯，宗庆后不无感慨。他总是说：“这15年艰苦生活的磨练，我己的斗志更坚强，同时也能吃得起苦，练就了比较好的身体，也为以后重新创业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1978年，中央出台文件，规定城镇干部职工退休后，在农村下乡插队的知青子女可以返城顶替，于是宗庆后终于回到了自己阔别十五年的杭州。
回到杭州后，宗庆后被分配到学校附近的一家校办纸箱厂，干起了推销员的活儿。
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一名叫施幼珍的姑娘，两个拥有相同经历的人很快就结了婚。
婚后，虽然夫妻二人感情和睦，但宗庆后却并不满意这样的生活。他创过业，倒腾过电表买卖，跟风卖过电风扇，可兜兜转转总是赚不到什么钱；创业失败后，他不得不又“回归原点”，重新做了一名纸箱推销员，后来又颠沛流离到学校的文教局应聘，在经销部当了一名普通的小职员。
四、人到中年
1986年，宗庆后41岁了。
这一年，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文教局经销部开始公开招标承包。
当时，经销部的业务是向上城区的小学批发文具、纸张、笤帚、扫把和饮料，但是因为前任经营不善，到公开招标时，经销部账上只剩下4万元存款，贷款则高达14万元。
但即便如此，文教局依然要求承包人当年必须上交4万元的利润，同时每年返还1万元的“政府投资”，用四年还清；他们还为此组织了一次招标会，把员工都召集起来，希望从中能选出一个合格的“承包人”。
可大家都面面相觑，没有人愿意接下这个“烂摊子”。
“那个时候‘万元户’就已经了不得了，我那时工资是三十多，经销部一年收入就四、五千块，”宗庆后回忆道，但是那时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我只有初中毕业，以前顶替回来不管是初中毕业还是什么毕业，你父母是老师你可以顶替做老师的。后来不行，后来要高中毕业以上才可以顶替做老师，所以我只能一直在校办工厂当工人。”
不甘心一辈子只做个工人的宗庆后毅然接下了这个“烂摊子”，并在会上大胆宣言自己可以保证当年上交10万元利润。
1987年5月1日，宗庆后在清泰街160号里一个被划分出来的50平米房子里开始了自己的“征途”，他先是启动了卖冰棒项目，向客户交付供应商生产的冰棒；之后，为了扩展经营、增加利润，宗庆后又开始卖汽水，和两位女同志一起搬沉重的汽水箱。
宗庆后说，那时候为了赚钱，只能把两名女同志当男人用，把自己当牲口用，不停的蹬三轮送货，然后进货、码货……渐渐的，靠着宗庆后的不懈努力，经销部终于慢慢开始有了利润。
与利润一同增长的，还有名声。几个月后，一家名为“中国保灵”的公司找上门，希望宗庆后的经销部成为他们在杭州的代理商。
考察之后，宗庆后觉得这是个好生意，便向上级报告，在获得允许后欣然拿下了“中国花粉口服液”的代理权，加大宣传，仅用3个月就卖出了120万盒。
创业一周年后，宗庆后理所当然的拿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全年销售总额436万元，上缴利润22.2万元，净资产800万元，员工扩招到130人，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了！
但就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以后，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传闻，说花粉含有激素，孩子吃多了会造成性早熟。
知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宗庆后一边担心这款口服液存在问题，一边又想着跟着自己的100多号员工，想来想去，又大动干戈的调查了一番，最后他干脆放弃了儿童口服液的代理生意，转而自己研发儿童营养液！
很多人知道宗庆后想要“另起炉灶”，纷纷跑过来劝他想开点，说与其承担失败的风险，不如安安分分的继续做代理。
而宗庆后却异常的“固执”，他完全听不进去，只是泪流满面的问对方：
“你们能理解一位42岁的中年人面对人生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五、哇哈哈与宗庆后
孤注一掷研究儿童营养液的宗庆后深知从零开始研发的不易，于是他便到处打听和托关系，最终找来三个帮手：在浙江医科大学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医学营养专业的权威学者朱寿民、在胡庆余堂做中药提取工作、技术过硬的张弘辉，以及已经退休的医药工程师顾馥恩。
几人合力，最终成功研制出一款儿童营养液，并在杭州日报上打出一则广告，一边介绍这款营养液可以改善儿童营养不良，增强儿童体质的特性，一边向大众发起了有奖征集，让大家为这款即将上市的营养液起名。
最终，在数以万计的征名来信里，“娃哈哈”这个名字拔得头筹，1988年10月，第一批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从生产线上诞生，43岁的宗庆后抱着瓶子，泪流满面。
从这以后，娃哈哈合并罐头厂，与国际食品饮料巨头合作，引进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开发出众多明星产品，建立起了饮料帝国。
而宗庆后能打败众多饮料厂商，最终成为饮料行业的巨头，与他提出 “联销体”的渠道变革方案不无关系；可以说，正是因为在线下依靠经销商，建立起庞大的线下渠道体系，娃哈哈才能成为饮料界的“霸主”。
如今，娃哈哈在全国过拥有上万家经销商，几十万家批发商，300多万个零售终端，可以在一周内把新品铺到全国，甚至偏远农村的每一个小卖部。
正是因为这份对自家产品强大的经销体系的信任，所以在2017年以前，宗庆后甚至没有把哇哈哈的产品搬到线上，因为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所以他才会对马云的线上零售的言论“大放厥词”。
所以宗庆后能信心满满的朝着马云喊出那句：“除了新技术，其他都是胡说八道！（马云）本身不是（从事）实体经济的，（能）制造什么东西？”
对于吃了一辈子苦才创造了哇哈哈的宗庆后来说，哇哈哈和他的经销体系就是线下零售实体店的代表，这份成功是他一辈子吃苦吃出来的经验，曾经亲身经历过那些动荡的年代后，“务实”成了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标签。
就和很多年轻人永远无法理解老一辈在有钱后依然“抠抠搜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和“没坏还能用”观念一样，依靠电商起家的马云无法理解宗庆后的实体生意经，宗庆后也无法理解虚无缥缈的网络如何建立像线下一样充满人情味的经销体系，这是代沟。
但有意思的是，各执其词的几年后，线上霸主的阿里正在继续加强对线下的渗透，线下霸主的娃哈哈却也在积极参与线上产业。
一方面，马云向实体经济进发，在线下布局创造包括盒马鲜生在内的实体店，并持续收购和增持国内最大的超市连锁集团高鑫零售的股票，入股三江超市、银泰商业、联华超市、新华都等，阿里旗下淘宝特价版甚至在上海开出了一家“1元店”。
另一方面，宗庆后开始从线下联销体到线上联营者转型，试水微商营销，还上线了包括保健品、食品饮料、跨境零售在内的电商平台，全面拥抱电商，娃哈哈甚至还开起了奶茶店。
如今，马云退休，宗庆后还在一线带着女儿坚持工作，希望带领娃哈哈重回昔日的巅峰……昔日中气十足骂马云的老将如今更显老态，运筹帷幄间也有了更多的妥协和退让，他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和以往不同，但是他仍然坚持着那些永远坚固而又充满故事的信念。
有句老话叫时间是个轮回，历史总是在发展成未来，而未来也总是在验证历史。也许，我们本不该期待马云和宗庆后握手言和，因为最终，在时代造化下，经典和创新永远能够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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